国乐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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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华
男 生于1895年2月4日，卒于1932年6月8日。籍贯：江苏省江阴县，汉族。
1909年在常州中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学校军乐队的训练和演出活动，开始接触西洋铜管乐，1911年因学校停办辍学，参加了“反满青年团”的军乐队。1912年去上海，在“开明剧社”任乐队队员。1915 - 1922年在江阴、常州等地中、小学校任音乐教师，并多方面学习民间音乐。如向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演奏二胡、琵琶，向琵琶演奏家沈肇州学习全部《瀛洲古调》的演奏，1919年暑假去河南求师学习古琴。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其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后改为女子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教授琵琶、二胡。在此期间，仍不断地向民间学习“大擂拉戏”、昆曲等。同时还学习小提琴、钢琴和作曲理论知识。1927年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
一生致力于改进国乐。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要顾及一般民众”，认为音乐是“人人 ．必备的一种养生工具”，并提出要有“唤醒一民族的灵魂的音乐”。一生怀抱着发展祖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宏愿， 以极大的魄力，要“从东西的调合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他认为：“国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的
金，必须淘金出来，才能有用。”（见《音乐杂志》）在艺术观上有独到的见解，注重实践。在事业上，富于刻苦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走过了一段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历程。
他是一位“五四”时期维护本民族的尊严、热爱自己祖国文化的爱国主义音乐家。他的一生对民族音乐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二胡艺术的发展方面。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创立专业二胡学派的奠基人。早在1928年2月，就在《音乐杂志》上谈了自己注重并发展二胡这件乐器的缘由，对社会上轻视二胡的传统旧观 念进行反驳和批评。他说：“……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件正式乐器讨论过，这真是胡琴的不幸。然而环顾国内：皮簧、梆子、高腔、滩簧、粤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哪一种离得了它。它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的位置相等。要是它自身没有点小价值，哪得到此地位？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 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经过他的艺术实践与努力，为二胡在高等学府争得了一席之地。其次，他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运用民族音乐创作技法规律，而又善于吸取西洋音乐进步因素的专业民族器乐作曲家和革新家。他留下来的10首作品中，可以总结出他在作品的曲式结构上、旋律的创作与宫调特征以及二胡演奏技巧等等方面，他的学习与继承、革新与创造的艺术光彩。
他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创作二胡独奏曲10首、琵琶独奏曲3首、民族乐器合奏曲 2首。1918年他在贫病中完成了二胡曲<病中吟》初稿，抒发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生活无出路的愤懑心情。其 后创作的《苦闷之讴》(1926)、《悲歌》(1927)、《闲居吟》(1928)以及《独弦操》(又名《忧心曲》，1932)等二胡曲，以委婉动人的旋律，或忧伤压抑，或悲愤激越，表现了“五四”运动时期一部分要求进步、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在黑
暗社会中苦闷、彷徨、挣扎、奋斗的心情，二胡曲《良宵》（又名《除夜小唱》，1928）、《光明行》(1931)，音乐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憧憬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光明行》运用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弦的琶音进行和转调手法，是“五四”时代一首少有的民族气派的进行曲风格的民族器乐作品；琵琶曲《歌舞引》与《改进操》均完成于
1927年，为“国乐改进社”成立前后的作品，他一方面大胆吸收西方作曲技法，又在旋律上吸收了中国古老乐器古琴的绰、注手法与三度和音的旋律特点，显示了国乐改进中西合璧的创作思想。此外，二胡曲《空山鸟语》（1918 - 1928)吸收民间单弦拉戏的模拟自然音响的手法，在幽静的环境中展现出一派活泼而愉快的气氛。《烛影摇红》则是运用三拍子和变奏曲式的结构原则写成的一首优美抒情的二胡曲。
他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音乐家。他将过去被轻视的民间乐器二胡加以改革，纳入到专业音乐教学之中，使其成为音乐会上经常独奏的乐器。他改进二胡的制造规格和记谱法，明确固定音高的定弦，并吸收提琴某些演奏方法。还创作了二胡练习曲47首，为二胡教学的系统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改进了琵琶教学，创作了琵琶练习曲15首。曾将四相十品的传统琵琶加以改革，制作了六相和加半音品位的琵琶。用近代记谱法记录、整理的《梅兰芳歌曲谱》，是最早根据实际演唱作记录的京剧曲谱。此外，还记录了民间音乐《安次县吵子会乐谱 》、《佛曲谱》（未完成）等。其全部作品和生平资料，最先收进其兄刘复编篆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33)，今已编辑成《刘天华创作曲集>（万叶书店，195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修订）。（袁静芳供稿）
1909年在常州中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学校军乐队的训练和演出活动，开始接触西洋铜管乐，1911年因学校停办辍学，参加了“反满青年团”的军乐队。1912年去上海，在“开明剧社”任乐队队员。1915 - 1922年在江阴、常州等地中、小学校任音乐教师，并多方面学习民间音乐。如向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演奏二胡、琵琶，向琵琶演奏家沈肇州学习全部《瀛洲古调》的演奏，1919年暑假去河南求师学习古琴。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其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后改为女子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教授琵琶、二胡。在此期间，仍不断地向民间学习“大擂拉戏”、昆曲等。同时还学习小提琴、钢琴和作曲理论知识。1927年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
一生致力于改进国乐。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要顾及一般民众”，认为音乐是“人人 ．必备的一种养生工具”，并提出要有“唤醒一民族的灵魂的音乐”。一生怀抱着发展祖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宏愿， 以极大的魄力，要“从东西的调合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他认为：“国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的
金，必须淘金出来，才能有用。”（见《音乐杂志》）在艺术观上有独到的见解，注重实践。在事业上，富于刻苦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走过了一段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历程。
他是一位“五四”时期维护本民族的尊严、热爱自己祖国文化的爱国主义音乐家。他的一生对民族音乐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二胡艺术的发展方面。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创立专业二胡学派的奠基人。早在1928年2月，就在《音乐杂志》上谈了自己注重并发展二胡这件乐器的缘由，对社会上轻视二胡的传统旧观 念进行反驳和批评。他说：“……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件正式乐器讨论过，这真是胡琴的不幸。然而环顾国内：皮簧、梆子、高腔、滩簧、粤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哪一种离得了它。它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的位置相等。要是它自身没有点小价值，哪得到此地位？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 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经过他的艺术实践与努力，为二胡在高等学府争得了一席之地。其次，他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运用民族音乐创作技法规律，而又善于吸取西洋音乐进步因素的专业民族器乐作曲家和革新家。他留下来的10首作品中，可以总结出他在作品的曲式结构上、旋律的创作与宫调特征以及二胡演奏技巧等等方面，他的学习与继承、革新与创造的艺术光彩。
他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创作二胡独奏曲10首、琵琶独奏曲3首、民族乐器合奏曲 2首。1918年他在贫病中完成了二胡曲<病中吟》初稿，抒发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生活无出路的愤懑心情。其 后创作的《苦闷之讴》(1926)、《悲歌》(1927)、《闲居吟》(1928)以及《独弦操》(又名《忧心曲》，1932)等二胡曲，以委婉动人的旋律，或忧伤压抑，或悲愤激越，表现了“五四”运动时期一部分要求进步、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在黑
暗社会中苦闷、彷徨、挣扎、奋斗的心情，二胡曲《良宵》（又名《除夜小唱》，1928）、《光明行》(1931)，音乐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憧憬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光明行》运用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弦的琶音进行和转调手法，是“五四”时代一首少有的民族气派的进行曲风格的民族器乐作品；琵琶曲《歌舞引》与《改进操》均完成于
1927年，为“国乐改进社”成立前后的作品，他一方面大胆吸收西方作曲技法，又在旋律上吸收了中国古老乐器古琴的绰、注手法与三度和音的旋律特点，显示了国乐改进中西合璧的创作思想。此外，二胡曲《空山鸟语》（1918 - 1928)吸收民间单弦拉戏的模拟自然音响的手法，在幽静的环境中展现出一派活泼而愉快的气氛。《烛影摇红》则是运用三拍子和变奏曲式的结构原则写成的一首优美抒情的二胡曲。
他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音乐家。他将过去被轻视的民间乐器二胡加以改革，纳入到专业音乐教学之中，使其成为音乐会上经常独奏的乐器。他改进二胡的制造规格和记谱法，明确固定音高的定弦，并吸收提琴某些演奏方法。还创作了二胡练习曲47首，为二胡教学的系统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改进了琵琶教学，创作了琵琶练习曲15首。曾将四相十品的传统琵琶加以改革，制作了六相和加半音品位的琵琶。用近代记谱法记录、整理的《梅兰芳歌曲谱》，是最早根据实际演唱作记录的京剧曲谱。此外，还记录了民间音乐《安次县吵子会乐谱 》、《佛曲谱》（未完成）等。其全部作品和生平资料，最先收进其兄刘复编篆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33)，今已编辑成《刘天华创作曲集>（万叶书店，195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修订）。（袁静芳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