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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10-01

60周年系列报道 | “敦煌”乐器人60年奋斗纪实(8)

        工匠精神:为传承而坚守,因传承而辉煌

——“敦煌”乐器人60年奋斗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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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工匠们

 

    在大众的印象中,“工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古有庖丁,把平凡的工作当成一种修行,让解牛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放眼当下,打造传世精品的制作家,以及将制作技艺代代相传的传承者,身上都有着鲜明的工匠精神。而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敦煌”乐器人身上,我们同样也发现了这份可贵的工匠烙印。在他们眼里,制作乐器不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更是责任和使命。秉承工匠精神,“敦煌”乐器人对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敬畏的,对乐器文化是热爱的,对乐器制作是精益求精的,他们扎根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这片沃土上并肩奋斗、辛勤耕耘,让百年乐器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

 

艰苦创业的第一代”敦煌“乐器人

2018年6月9日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天,琵琶高级技师高占春获颁了一项荣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年,高占春已经81岁了。他布满老茧的双手轻轻摩挲着荣誉证书,如同翻开岁月的记录,将那些故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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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高占春悉心指导后辈制作琵琶

 

高占春14岁就踏入了民族乐器行业,5年后的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他进入了上海市第五乐器合作社京音斋小组。1958年7月,合作社改组成了三家地方国营工厂,高占春进入了生产吹、拉、弹、打四大类乐器的综合性民族乐器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成为了一名“敦煌”乐器人。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高占春有类似“跳槽”经历的人有很多,如吕德潮、李传芳、顾炳文、张文龙、许金元、梁张友、何寿康、张龙祥、王根兴、缪金林、高双庆、万子初、韩常树、徐振高、韩富生、沈焕春、张西保、常敦明等,都是从合作社进入民乐一厂,也都是制作乐器的一把好手,进厂之初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圈粉无数。

第一代“敦煌”乐器人从乐器制作坊来到了乐器制作厂,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原材料采购和市场销售问题,卸下了“柴米油盐”的重担,还可以使用“大企业”才有的“难得一见”的机器,劳动强度有所改善,产量明显增加。这些“宽松舒适”的工作环境给了高占春这代人改良、提高乐器声学品质的空间,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这样,第一代“敦煌”乐器人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创业”路。

60年代初是中国琵琶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折点,根据演奏家及作品的需求,琵琶拆下了丝弦,装上了振动力较大的钢质琴弦,在提高音量的同时也出现了声音散、空的缺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厂领导将重任交给了高占春团队,放手让他们大胆地干。“那段时间,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琵琶的改良工作,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敦煌”乐器人向来是充满斗志的,不怕苦、不服输、不畏难。在经历过多次失败后,高占春与李伯寿等人受小提琴音梁启发,在琵琶复手下的面板内设置了倒八字音条,在反复试验弹奏后,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之后,高占春制作了两把有八字音条的琵琶,请来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卫仲乐,以及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孙裕德来厂鉴定,得到了两位大家的高度认可,卫仲乐和孙裕德当场拍板买下了这两把琵琶,高占春也被戏称“由此起家”。不久,国家轻工部将八字音条的设计下发至全国各地的乐器制作点,高占春等人对琵琶制作的贡献扩展至全国。

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还有一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有“筝父”之誉的徐振高。20世纪中叶依然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涌现出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之类的筝曲。然而,传统的、十几根弦的小规制古筝,难以支撑起新时代的乐章,古筝的改良成为了必由之路,而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徐振高和他的师傅缪金林身上。从60年代起,缪金林、徐振高等人与古筝界的艺术流派传人曹正、王巽之、郭鹰、王昌元等音乐大家合作,对传统古筝进行了筝体、筝码、筝弦等多个技术层面的改良和实验。1963年,在传统浙江筝的基础上,成功推出了里程碑式的改良新作——S型岳山21弦古筝,并迅速成为了全国流行的古筝主流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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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高早年制筝工作场景

 

在推动民族乐器的发展上,“敦煌”乐器人始终冲在第一线,以脚踏实地的精神艰苦创业,成果显著。由许金元等人改良后的冬不拉、艾捷克名扬新疆乐坛;由韩常树与黑龙江歌舞团冯少先等共同改制的“雪梅月琴”倍受京剧和民乐界推崇;由韩富生、许金元、张龙祥等人与上海音乐学院杨雨森共同试制推出的革胡、大倍琴、大琶琴使我国民族乐器开始走出“低音不够丰富”的困境;由许其松与上海音乐学院改良研发的“敦煌牌”81型四排码十二平均律扬琴,打破了北方扬琴一枝独秀的局面,并获文化部科研成果奖……这些成果不仅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民族乐器文化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辛勤守业的第二代“敦煌”乐器人

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敦煌”乐器人,他们小学毕业后就被挑选至“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工业中学”读书,是从上海各个区的学校里选出来的好苗子,不仅聪明善学,而且热爱音乐。学成毕业后,他们走进了生产车间,与陆续进厂的员工一起,成为了新一代的“敦煌”乐器人。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工业中学开办于1961年,是国内民族乐器行业中首个由企业开办的中学,学制为三年,前后办了三届,共培养了近150名毕业生,被业内称为“黄埔三期”。这里的学生既学习文化课程,也学习乐理知识,还参与生产劳动,是定向科班培养的专业人才,授课的老师除了高占春、徐振高这样的企业员工外,还有杨雨森等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们。这批年轻人在“敦煌”乐器的大家庭里学习成长,对民族乐器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着深深的眷恋,不管风吹浪打,他们凝心聚力,始终坚守着这份“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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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第一届工业中学学生毕业

 

1978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随着西洋音乐的大量涌入,“钢琴热”“吉他热”“流行音乐热”风起云涌,民族乐器生产企业困难重重。面对这场“无止境”的遭遇战,“敦煌”乐器人并没有退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根据上级精神“借庙躲雨,留根保苗”,寻求自救良策,不仅生产风车、彩蛋、圣诞老人、木偶等外销工艺品,还研制了多功能直吹笛,引进了流水线安装雅马哈电子琴,用多种办法来度过难关。即便在民族乐器发展的低潮中,“敦煌”乐器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全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活动,等待风雨后的彩虹。“我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不能丢弃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一定要传承下去”,党总支书记孙云回忆道。孙云是工业中学“黄埔二期”的学生,其校友杜其宝、吴启明、胡维勇、杨育清、李素芳、陆敏全、赵景国、钟明敏、戚伟康等均是企业的中流砥柱,成为了管理骨干、技术骨干。他们这代人深受老一辈“敦煌”乐器人的影响,脚踏实地、以厂为家、敬业奉献。“相较于厂里的老师傅,我们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制作乐器上手比较快,也有一定的领悟能力,保证了技艺传承的平稳过渡。”他们帮助老师傅整理编写了《古筝制作》《琵琶制作》《二胡制作》《大阮制作》《三弦制作》《京胡制作》《琴弓制作》《琴弦制作》等制作教材,编辑印制了《筝艺》《图说琵琶》《弓弦南北》等乐器文化书籍,将宝贵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以文字的形式系统地记录下来,不仅进一步夯实了企业的技术基础,也对乐器文化的传扬有着继往开来的深远意义。

90年代,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的乐器不再由上海文化用品公司、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进行销售,而是要自找销路,这也为“风雨”后的民乐一厂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我们从零开始做,要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自销链,就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要做就一定要做好”,孙云说道。自此,在老一辈的带领下,第二代“敦煌”乐器人背起乐器,挤上长途火车,走遍全国多个省市开辟市场,成为了民族乐器行业第一批挑战市场商海的团队。现如今,“敦煌”乐器已经销往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国内批发业务稳定客户达750家,百万以上客户达64家,其中有2家经销商突破了千万元销售额。

从十几岁踏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下成长起的这批“敦煌”乐器人,工龄普遍有40多年,他们的干劲、闯劲和韧劲,不仅铸就了自身的工匠品质,推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了企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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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进取的第三代“敦煌”乐器人

1998年,已届“不惑之年”的王国振,接过了老厂长的接力棒,成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第六任厂长。他竖起的“文化营销”旗帜飘扬在民族乐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带领“敦煌”乐器人走上了一条以“文化”为核心,以“品牌”和“创新”为两翼的新一轮发展之路。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无论是进城打拼的农民工、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还是新生代产业工人,均是这条路上的同行者,他们成为了第三代“敦煌”乐器人。

上世纪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打工潮”,让众多农民离开家乡,奔赴大都市打拼,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外来务工群体也越来越壮大。有趣的是,在这个来自五湖自海的群体中,有不少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组团”务工的小家庭,在他们的心目中,民乐一厂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也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员工张义红于2013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农民工”,他是四川人,做过家具,干过建筑,一直在不同的行业里转换。1998年3月,张义红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制作琵琶,一做就是20年,还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说这里有家的感觉。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以张义红为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了生产主力军,他们多次在企业“敦煌杯”乐器制作比赛中斩获殊荣,继承并发扬着务实勤劳、拼搏奋进的敦煌精神,为实现企业2.5亿的年产值作出了有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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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优秀农民工张义红

 

自2005年起,在厂长王国振的决策下,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开始陆续引进优秀的研究生、本科生到相关岗位,迄今已经有60余人。这批年轻人站在前辈厚实的肩膀上,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他们朝气蓬勃、善于发挥聪明才智,用新的语境让民族乐器跟时代对话,探寻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副厂长周力是较早进入企业的大学生,这也是他硕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10年光景里,昔日同学已跳槽多次,而他却“岿然不动”。问及原因,周力解释道:“企业为年轻人搭建了成长的平台,鼓励大家在岗位上创新创业、实现自我价值,非常难得。我们非常尊重、珍惜前辈们创下的良好基础,一定要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绩。”近年来,由周力管理的技术团队平均每年要申请10项专利、推出30余款新品乐器,2017年更是达到了40多款。而即将在2018年上海国际乐器展上集中亮相的“一带一路”系列、“敦煌文化”系列、“大唐雅韵”系列、“海派文化”系列等乐器,更是集优秀的创意设计、制作技能、装饰工艺为一体,并赋以浓厚的文化内涵,这不仅是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打造文化产品”方针的有力实证,也源源不断地将创新的理念、前沿的设计融入到民族乐器制作中,引领行业发展。以周力为代表的新生代“敦煌”乐器人,有着相对系统的专业知识,他们善于运用现代工具服务于企业发展,无论是微信、微博、直播等自媒体的运用,还是网络营销平台的开辟和拓展,抑或是设计软件、数控设备的运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这个“老字号”企业注入了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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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匠曹荣

 

成为“敦煌”新一代的接班人,责任是重大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白驹过隙六十年,企业几经搬迁,从黄浦江畔到七宝古镇,环境几经变化,工作台上的精工打磨却“一如既往”。“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这是员工曹荣的座右铭,他虽然是一名80后,工龄却有21年,是民乐一厂最年轻的二胡技师,在2016荣获首批“上海工匠”荣誉。他制作的二胡没有丝毫锉刀痕迹,声形兼优,所制二胡的金牌率高达85%以上。在民乐一厂,像曹荣一样“坚持”做乐器的年轻制作师有很多,他们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对制作技艺精益求精,敢于尝试,善于创新。在他们的手中,做出了仿古版、时尚版、巨型版、限量版等系列民族乐器,是精品优品,也是文化作品。

60年砥砺奋进,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三代“敦煌”乐器人从艰苦创业、辛勤守业到新世纪的开拓进取,让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批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工匠、上海首席技师为首的工匠队伍,以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上海市职工(技师)创新工作室为代表的技术攻坚团队。不仅实现了3个多亿的年销售收入,也获得了“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体” “首批上海品牌(上海文化)”等荣誉。

 

60载不忘初心,从白发苍苍的“80”后、“90”后,到青春年华的“80”后、“90”后,他们接力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漫长路,只为同一个使命、同一份责任,那就是传承中国民族乐器文化。他们深切热爱着民族乐器,为传承而坚守,他们锐意进取,因传承而辉煌,他们是“敦煌”乐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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